神秘的姑娘(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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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怎么能对他们发善心呢?是反动派就应当消灭嘛,怎么好让‘人性论’腐蚀了我们的斗志?”

“但是您告诉我反动派是不是也是人,您肯定地回答我呀!”

诸葛岩很不以然地在桌边磕着烟斗,摇着头说:“这样提出问题就不恰当……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可见那些宣扬‘人性论’的东西,对你们的副作用不浅啦!”

“是吗?”姑娘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她大声地反驳说:“您注意到了来自右的方面的副作用,您大声疾呼要消除这种副作用,我一点也不打算反对——可是,我觉得您却忽略了另一方面的副作用,这种来自极左方面的副作用把我们这一代人坑苦了,也坑了你们成年人、老年人,可是你们不但从不提起,甚至还推波助澜——您就干过这样的事!”

诸葛岩莫名其妙。这是怎么回事?

姑娘站了起来,她简直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脸上妩媚的微笑连影子也没有了,她把皮包提起来挎到肩上,宣布说:“我要让您回忆回忆,回忆回忆!”说完,她竟径直朝隔壁房间走去,“咔嗒”一声把门关上了。

诸葛岩先是目瞪口呆,继而气愤填膺——那里头是他和老婆的卧室,这姑娘想干什么?她是个精神病患者还是诈骗犯?他本能地从圈椅上蹦了起来,气急败坏地用双拳擂门,暴怒地叫:“你出来!我要到派出所报告去了!”

姑娘却从里屋从容地回答说:“您别着急,我只待十分钟就出来。您家的东西我不会动的,不信您一会儿检查好啦。”

诸葛岩陷入这般戏剧性的局面,倒还是平生第一遭。

二十来年前,有个叫巴人的作家,因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讲到了关于人性的问题,受到了冰雹般的批判,从此堕入不幸的深渊,从撤职到开除出党,从下放到戴帽子劳改,据说最后竟成了个用绳子捆住自己在村路上狂跑的疯子,终于悲惨地死去。关于他我们不必多谈,因为说多了有副作用。

但是要把诸葛岩介绍清楚,我们又不得不谈到这个巴人,因为诸葛岩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巴人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从此诸葛岩就从大学助教变成了专业批评家。有那么五六年的光景,诸葛岩在M城文坛的地位举足轻重,被他点名批判的作家计八名、出版物计十三种、演出节目计二十一台。他的事业非常顺利,生活也很幸福。他的妻子——大学里的一位资料管理员,有一天用极为尊重和谨慎的态度问他:“你这个批评家怎么总是在批,而不见你评呢?没见你写过一篇文章来肯定过一个作品哩!”他略事思考,便极潇洒地打了个榧子说:“这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妻子当时莞尔一笑,对他的崇拜更增进了一层。

1965年11月12日那天,诸葛岩拿到了一张头天在上海出版的《文汇报》,发现上头有篇***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于***这以前他一直是引为同志的,这回这篇文章却令他心中不快,一是他觉得**味未免太重了,有失文采;二是他觉得***生拉硬扯,却并未击中要害。他以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反历史主义,怎么能那么强调清官的作用,而无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呢?于是他耗时三个晚上,写成了一篇既批判《海瑞罢官》但也与***商榷的文章,于1966年春天刊登在一家大报上。

诸葛岩万万没有想到,短暂的春天一过,炎夏到来,他的命运竟起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时局以转瞬即变的速度把他抛到了反革命的位置上!运动一起来,他成了对吴晗进行假批判的典型,被红卫兵剃光了头,挂上了铁板制成的“黑帮”牌,打入了牛棚。

这个时候,他才想起了已被他遗忘的巴人,原来被批判竟是这般的痛苦。当他几乎熬不下去的时候,军代表进驻了M城的文联,他在第三批落实政策时被解放了。当军代表允许他在大字报专栏上贴头一份大批判稿的时候,他激动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转,可是提起笔,他才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根本不会写文章的人,他以往的批判锋芒,什么“商榷”呀,“警惕副作用”呀,“滑到了危险的轨道上”呀,如今看来都是些带有“费厄泼赖”气息的“假批判”语言,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总算学会了“最、最、最”的造句方式,以及“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一类的修辞手段。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失去了老婆对他的全部崇拜。

1973年,他幸运地被吸收进了一个名叫“葛祺绶”的写作班子,在写作班子里他是最低贱的一员,但以“葛祺绶”名义发表的文章,一大半以上其实都是他执笔之作,这些文章全是评论样板戏的,当然字字句句段段篇篇都是谀颂之词。他的老婆对这些文章的评价颇为中肯:“只有四种人看,一是你们这些臭笔杆子,二是报纸的硬头皮编辑,三是工厂无可奈何的排字工人,四是那些整天太阳筋痛的校对员,再没有了。”对于这种评价,他不置一词,只是淡然一笑。

粉碎“***”以后,诸葛岩确是欢欣鼓舞,他很快便“说清楚”了,当年那篇“假批判”的文章,使他获得了加倍的谅解,甚至还获得了几分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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