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3章 阿谀谄媚之臣(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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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

这一群体,在明朝可谓是达到了巅峰。

按照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二百人左右,为历代之最!

明代的皇帝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

如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百官、按察地方等,大凡从朝中到地方的各级衙门。

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民生,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

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对于朝野上下都能起到震慑作用。

只可惜,在明代中后期的时候,言官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各种言官冒死上谏,以挨廷杖为荣,被处死,还能流芳百世……

这不是畸形了吗?

庆忌不得不引以为戒。

毕竟言官的职权过于特殊,风闻奏事,捕风捉影,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报告到国君的跟前,岂不是让庆忌忙死?

难道,庆忌非要给自己找罪受吗?

他又不是受虐狂!

“善。”

庆忌坐于陛台之上,挥了挥手道:“设立敢谏之鼓、诽谤之木事宜,不必再议!”

“为人君者,当善于纳谏,从善如流。寡人朝中有如此之多的贤臣,稷下学宫亦有数千士子敢言直谏,寡人何愁言路被堵塞?”

闻言,群臣都不禁纷纷下跪,高呼道:“大王明鉴!大王万年!”

但是,治粟内史曾点,并不打算放过庆忌。

“大王,臣以为,敢谏之鼓与诽谤之木可以不设立。然,大王身边,朝中应该有诤臣,即谏言之官!”

曾点显然是有备而来,手持牙笏,朝着庆忌躬身作揖后,朗声道:“凡择诤臣,当以三事为先:其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

“为诤臣者,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

“臣附议!”

“臣等附议!”

诸如孔丘、冉耕、子路等儒家学派出身的大臣,都纷纷下跪,请求庆忌设立“诤臣”。

所谓的诤臣,其实跟言官是一模一样。

在晏婴给庆忌所上的奏疏中,也提出来,要设立“诤臣”,以在国君身边进谏言,以使国君明辨是非、曲直、得失,然后改正……

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庆忌如何能答应?

按照曾点的说法,这诤臣的挑选标准,可谓是十分苛刻的。

诤臣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

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

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

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总而言之,品行、才识不可缺失。

能当上诤臣(言官)的,都是一群要名不要命的狠角色,譬如魏征、海瑞这些千古名臣。

庆忌能设立“诤臣”,来纠正自己或者是后世君王的得失吗?

未尝不可。

只是,这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庆忌,略有不满。

比起这一诤臣言官制度,庆忌宁愿设立敢谏之鼓,以及诽谤之木。

为何?

“敢谏之鼓”与“诽谤之木”,形式不同,功能则一。

“谏鼓”、“谤木”均是尧舜建立的与民众沟通的渠道。

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广开言路,倾听民意,鼓励民众积极进言、谏言,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

所谓敢谏之鼓,意指尧帝在朝上专门设置了一面鼓,若有人击鼓进谏,他便会出来接待纳谏。

但其中的“敢”字却也道出了其中的深意:

一是进谏之士需有敢当面直言的勇气。

二是纳谏之人需有纳谏的仁德与胸怀。

若二者缺一,“谏鼓”就将沦为虚有其表的摆设……

尧帝之后,舜帝继位,他令人在朝廷前设立“诽谤之木”。

这里所谓的“诽谤”,并非造谣污蔑、恶意中伤之意。

放言曰谤,微言曰诽。

公开表达不满叫做谤,私下表达不满叫做诽。

因而“诽谤”一词,仍有进谏之意。

舜设立“谤木”,即是为让天下黎庶在其上发表对他的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

与“谏鼓”相比,“谤木”的兴起,说明黎庶敢击鼓当面直言的勇气已经消退,变得只敢在“谤木”上间接发表谏言。

甚至是只敢以匿名的形式隐晦进谏……

“不妥!”

这一次站出来反驳的,不是邓析,而是御史中丞伯噽。

在见到庆忌迟迟没有表态之后,伯噽就知道自己的国君,此时需要一个人站出来“拱火”,故而毫不迟疑的挺身而出。

只见伯噽义正言辞的喝道:“国君身系一国之兴亡荣辱,王即国家也,身份何其之尊贵!”

“怎能让人非议?”

“若利弊得失也,自有公论,我王自有决断,何须他人指正?”

一听这话,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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