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八百六十一章圆笔书圣典(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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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

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霓虹东京河井荃庐氏。

此外,社会上所流传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锋》、《中权》、《后劲》三种。

其中天一阁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为最。

然原拓己失,现只能见到郭老30年代,在霓虹收集的此三种拓本的照片。

安国所藏的宋拓本《先锋》本,旧商务印书馆、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老所著《石鼓文研究》一书中。

大海艺苑真赏社、霓虹鳹堂有《中权》本影印本。

中华书局、霓虹二玄社出版的《书迹名品丛刊》中,有《后劲》本影印本。

大海书画出版社《书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但是,陈文哲知道,他看到的这十尊石鼓上的文字,应该都不是出自这些拓本。

不说其他,就说被损毁的第十面石鼓,其上文字在一些拓本上,都是不全的。

而他现在看到的呢?是全的,不是只有四行,也不是缺字版本。

这样一来,就足以说明,这些石鼓不是出自宋代之前的拓本,就是出自之前提到过的向传师的拓本。

当然,如果陈文哲这么说,肯定会有争议。

因为如果他的观点被人认可,这十尊石鼓也不会还留在这里经历风吹日晒了。

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时间长了,都会存在争议,这十尊石鼓也不能例外。

石鼓的刻凿年代一直没有定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

欧阳修的《石鼓跋尾》也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

罗振玉的《石鼓文考释》认为是秦文公时物。

又一说是,公元6世纪的南北朝。

郭老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考定为秦献公十一年(前374年)刻。

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文秦刻石考》中认定,石鼓刻于先秦时期,但具体年代说法不一。

除了出处的争议,还有排序的争议。

10面大石应有排序,而石鼓上所刻的10首长诗,自然也有先后顺序。

只可惜,石鼓自荒野中被发现时,无人对此细节给予重视,后又几经迁徙,更使考证难上加难。

不过,历代学者还是依据石鼓上的文字,取前两个字为其起名。

即汧沔鼓、车工鼓、田车鼓、銮车鼓、酃雨鼓、作原鼓、而师鼓、马荐鼓、吾水鼓、吴人鼓。

随后,金石学者们为它们作出了多种版本的排序,但都未能使世人信服。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最主要的是这是一种什么文字,到底是怎么读,是不是跟我们的现在使用的文字一脉相传。

一脉相传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解读,好像到现在还一直没有成功。

石鼓文之所以被称为“天书”,一方面是说它很神秘,破解的难度很大。

另一方面是说,到目前为止,仍然有许多未解之谜。

一是石鼓的石头取自何方,其母体是什么。

现在能够确定的是,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

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这种春秋中期的青铜器。

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

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

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

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

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

可谓是古茂雄秀,冠绝古今。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

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流传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

而陈文哲眼前的这些石鼓,其上文字肯定是出自向传师之手,也就是北宋时期的拓本。

这些文字就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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