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皖北中心县委转移皖中（3 / 4）

游击队在鲍家塘被县常备队和戴家桥、白石山、盛家桥商团等反动武装包围，由于小赵枪法准，指挥得当，队员勇猛，将敌击败，缴获长枪六只。

1934年9月，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派张家声回庐北做党的恢复工作，先后恢复了鲍家塘、詹嘴岗、戴庄、范家岗、晒死鸡、宋家围子、罗家埠以南等党支部工作。随后，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及曹云露、张如屏、陈郁发、杨银声、顾鸿、凤兆庐、皖西北游击大队，也先后来到庐北地区，帮助恢复，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广大农民开展扒粮斗争，打击反动势力。

1935年5月，巢南沐家集、庐江盛家桥和巢、无交界处一带的农民，为反抗地主的残酷掠夺，在红军庐江地方游击队负责人何泽洲的率领下，组成一支500余人的扒粮大军，冲向庐江大地主宛新如、季大功的家，捣毁粮仓10多处，扒出大米四五百担，分给贫苦农民。这次扒粮的斗争胜利，使巢南一带群众初步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生存，此后，扒粮斗争的不断出现。1937年4月，春荒严重，贫苦农民忍饥挨饿，地主却借机大放高利贷，卜庙、高林、槐林、坝镇等地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在进步人士郑其明、陈国胜、赵开国等人带领下，手拿大刀，红缨枪和扁担、布袋，先后捣毁大地主徐兴义、徐保初、徐兴广等家的粮仓，扒出大米200多担。反动的县政府组织民团和常备队前来镇压，郑其明等13名扒粮首领惨遭杀害。

1935年，由于叛徒出卖和国民党保安队及流亡在皖西北的东北军的围追，皖西北特委及游击师先后两次遭受重大损失，党的基层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特委在庐（江）北召开会议，改选并充实了特委领导机构，书记刘敏，副书记曹云露，组织部长张如屏，宣传部长曹云露（兼），军事部长孙仲德，农运部长张士发，妇女部长凤兆鲁，青年部长杨银声。另外，新增顾鸿、奚业胜、陈郁发等委员。会议还确定了特委今后的活动方针：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原有组织，坚持武装斗争与职业掩护并举，暂时撤离舒城、六安、合肥一带，分散开展秘密活动，相机开辟新区。1936年3月，特委成员分成5个小组，分散到各地坚持。特委组织部长张如屏以米商身份来到巢城，在巢城北大街租民房，作为特委机关中心联络点，联系和领导分散在各地的特委成员及游击武装。特委书记刘敏，青年部长杨银声、委员奚业胜等在巢县黄麓师范和中庙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在学校及周围一带乡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特委委员、军事干事顾鸿带领游击武装在巢南、庐北一带活动，并在无为的瓜棚、巢县的沐集和坝镇等地发展队员，建立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点。1937年6月，特委成员根据中央指示，先后分两批赴延安学习。至此，皖西北特委不复存在，后来，中央组织部巡视员宋天觉到安徽，负责安徽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居巢地方史》）

1936年10月，特委军事部长孙仲德、军事干事顾鸿等一行15人化装成学生，在巢、无、庐三县接壤的六凤山，利用农村开赌唱大戏的机会，登台向数千名群众散发宣传抗日救国的传单。孙仲德代表党组织在台上公开发表抗日演讲，孙仲德指出，“九·一八”后，东北三千里河山易色，目前日本帝国主义正大举入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面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孙仲德强调，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国内各阶层人士在挽救祖国危亡的基础上团结一致，筑成一道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愿洒热血，抛头颅，奔赴抗日最前线。孙仲德在演讲中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的阴谋，指出，同室操戈，只对日寇有利，对民族的敌人有利，亲者痛而仇者快。他大声呼吁：“自家人不打自家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号召各阶级、阶层人士团结起来，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生存而奋斗。孙仲德在演讲激发起全场观众的强烈爱国情绪，在场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做亡国奴”等口号，当场有四五百名农民、青年学生报名要求参加共产***的抗日武装。

皖西北特委的这次抗日宣传活动，既激发起巢县、无为、庐江三县边界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情，又扩大了党在该地区的影响。

1939年1月16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先后由周恩来、秦邦宪、王若飞、董必武等任书记或代理书记，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及海外党组织，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社等公开机构。在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南方局坚持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广泛开展统战、文化、军事、群众、外事、党建等各方面工作，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了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