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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我出生在河北石家庄的一个小村子里。我的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按我父亲的话说，农民就是土生土长生活在土地里的。

我的名字叫张大三，这名字是我父亲取的，因为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原先我认为我二哥才是我大哥，在我已经很年长的时候，我才从二哥的嘴里得知，我曾经还有一个大哥。再很早之前，大哥响应当时国家轰轰烈烈的决策，上山下乡去了宁夏，不料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那段日子我还小，只听说大哥在去宁夏的第一个月里，在山里干农活时，莫名其妙地就失踪了，村子里的人找了整整一个月都没有发现大哥任何踪迹。家里人顿时乱成一片，父亲气冲冲地拿出了多年的积蓄，买了张去宁夏的火车票，亲自去了一趟宁夏去寻找大哥。

一个月后，父亲回来了，父亲阴沉的眼神扫过已经哭肿了眼睛的母亲和年幼的我，黑着脸一言不发地进了屋。至此，我就再也没有听父母和我说过关于我大哥的消息。

大哥的失踪对母亲打击很深，母亲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干农活时或者在深夜时给我和二哥缝补破洞的衣服时，都会精神恍惚，时不时冲着窗外暗自流泪。

我二哥是比我大三岁，名字叫李大二，二哥是个很老实的人，按村里人给二哥起的外号，二哥是个“老好人”。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二哥绝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憨厚农民。

在我四岁那年，父母送二哥去了县里唯一的一家小学上学，父母捻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颤颤巍巍额地去交了学费。二哥背上了母亲为他缝制的旧书包，脸上带着憨笑，带着母亲一大早做的玉米饼，高兴地踏上了单程十几里的上学路。

二哥去上学了，母亲在家里犯起了愁。以前二哥在家里的时候，大小农活二哥还能搭把手，现在大哥去上学了，父亲去了集市赶集，大小农活和家里的繁杂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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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落在了母亲头上，我的年龄又小，又不懂事，没法分担家里的家务。母亲只能咬咬牙，用一天天的超负荷的劳动来扛着整个家。

不过母亲这种艰苦的日子没过几年，二哥学校的老师就找上门来，二哥的老师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她气冲冲地拎着二哥满是红叉的卷子，跨进我家那破烂的小院告状。

刚从地里干完活的父母对于老师都不敢怠慢，正在外面疯玩的二哥被父母揪回了家。

年轻的女老师便开始絮絮叨叨地告状，大概内容就是成绩太差跟不上的问题。女老师在滔滔不绝地说了两个小时之后，才舔着有些干裂的嘴唇，喝了几口父母早已备好的茶水，才在父母的前呼后拥之下送出了院子。

父母送走了老师，回到了屋里。父亲看着仍在笑嘻嘻的二哥，严肃地问道：“你以后还想上学吗？”

二哥摇摇头：“一点不想，上学太没意思了。”

父亲扳过二哥笑嘻嘻的脸，强行使二哥笑嘻嘻的脸看向自己，父亲严肃地脸对着二哥仍在憨笑的脸，二次问道：“最后问你一次，你以后还想上学吗？”

二哥强行挣脱父亲宽大粗糙的手掌，像拨浪鼓一样甩着头表示反对：“不，一点都不想！”

打那天之后，二哥就再也没去过学校。

此后，二哥便一直待在了家里，帮着父母把持着屋里屋外的家务和下地的农活。在当时，这也算是一件极其常见的事。

三年之后，父母将我也送去了二哥只上了几个月的那所县小学，学校的学费也比之前高出不少。好在当时，二哥已经能帮助父母干许多活了，父母的手头也宽裕了许多，那里面的收成也好，以至于父母有足够的钱供应我上学。

我并不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相反，我在学校里经常被称作“孩子头”，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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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村子里是出了名的调皮，经常到处闯祸，为此经常被老师与父母痛骂一顿。

在我上小学的那年，计划生育的大锤重重落下，父母只得把“光宗耀祖”的任务交给了不靠谱的我的头上。于是，我犹如赶鸭子上架一般，在父母的威逼利诱下，老老实实地开始认真学习。

小学毕业之后，我如愿考上了县里唯一一座初中，父母从地里干活回来高兴极了，母亲破天荒额地给了我三毛钱作为奖励。那天是一个极其炎热的下午，我喜滋滋地去买了几根我当时垂涎已久的棒冰解馋，那透心凉的滋味我现在都仍然记忆犹新。

讲到这里，老人的声音停住了，没有再继续讲下去。老人黝黑的脸上显露出了斑斑皱纹，那是岁月在他的脸上篆刻的徽章。老人笑了笑，舔了舔自己干裂的嘴唇，深情的目光盯着远处的一幢大楼，出神的回忆着。

我也听的几乎入了迷，仿佛自己也随着老人身临其境一般。过了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我暗自揣测道，眼前的这位老人老奶不是街上普通的一位收垃圾或废品的一个老头。根据我一个月的断断续续的采访经验看来，许多流浪汉或者工人在向我讲述自己的事情和故事时经常语无伦次，不知道该如何组织语言继续讲下去。而这位老人的讲述十分生动，竟然让我听入了迷。很显然这位老人是具有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