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章 曹汝霖之苦衷（2 / 9）

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之对**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不敢有违于国也。”

这样的一些主张，中.山先生是不赞成的。林森曾致电孙中山，请示对日意见，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遭国人责难。

孙中山复电说：“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实行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

中日廿一条签订后，日本举国狂欢，大隈首相入宫向天皇祝贺，日本侨民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人民举行侮辱的示威庆贺。

北京城内日侨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

内务部竟命令警察厅加以保护，并派便衣侦探监视日侨居往地区附近的中国居民。

五月十三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庆祝，许多爱国学生激于义愤，欲作示威反对的游行，以阻止日侨提灯庆祝。

全汉口商店停止夜市，闭门熄灯，日本方面竟出动水兵来弹压。后来还是由中国军警自行出面制止爱国游行，日兵才撤回日舰上。

事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竟以汉口暴动反日为理由，向袁**提出警告，袁**也郑而重之地向日方道歉。

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为了谋求外交助力，有意将交涉内容漏泄于外，以争取各国同情与暗助。同时，利用国内的舆论和民气，给日方施加压力。如暗中授意一些有背景的报刊披露一些有关日本提出“灭亡中国”条款的消息，让报章刊登一些抒发爱国反日言论的文章，借以鼓动各界发起抵制日货与救国储金运动，为**交涉提供支持。

而自“二十一条”的消息传播开来之后，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吉林、哈尔滨等地先后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并迅速蔓延至全国，致使日本对华商品输出锐减。

“二十一条”签订后，国内舆论哗然。各大城市爱国团体奔走呼号，集会游行，誓不承认卖国“二十一条”。上海各界召开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表示拒日到底。上海等地工人举行罢工，各地青年学生组织团体，呼吁抗日救亡，掀起规模巨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将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日置益向袁政.府施压，要求袁政.府取缔各省的排斥日货运动。

袁世凯害怕全国的形势失控，不敢任由这种反日情绪膨胀。

六月十六日袁世凯下令：“重申取缔排斥日货”的命令。湖南巡按使刘心源因取缔排斥日货不力，引起日本领事的不满而被撤换。

同时，一面下令说：“遇有乱党借故暴动以及散布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一面授意参政院通过《惩治国贼条例》，于六月十六日明令公布。

《惩治国贼条例》中有“取缔中国实业家与外国人签订条约”的一条，此又引起了日中公使于七月八日提出强硬的抗议，袁政.府费了许多唇舌才敷衍过去。

在强烈反对签订签订“二十一条”的呼声中，全国各地还喊出了惩办卖国贼的口号。被点名最多的是外交部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主持谈判的陆徵祥当然也不能幸免。

陆徵祥刚进入外交界时，正逢《马关条约》一案。许景澄曾痛心地对他说：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

出任外长后，陆徵祥请林琴南写了“不忘马关”几个字挂在办公室，提醒自己勿忘国耻。

《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或许，大家都清楚陆徵祥是被临时推出的，是被迫签的字，更多的时候把矛头指向了，被认为是亲日派的曹汝霖。

全国各地纷纷电请：“诛卖国贼曹汝霖以谢天下”，

吓得陆徵祥和曹汝霖都通电辞职。

陆徵祥的通电中有“曹次长误签四字，益费踌躇”。曹通电则说：“此案和平了结，一出于大总统之独断，一出于各总长之公意。……日使要求第五项尤力，经用电话请陆徵祥总长向主座请示后，方敢加注容日协商。”关于加注“容日协商”四字，袁说曹未请示而擅自决定，曹汝霖则说是请示后而行。

其实签已经签了，加不加这四字，已经没多大关系了。

曹汝霖（1877年—1966年），字润田，祖籍浙江，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

曹汝霖在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对这段历史记述道：“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征祥）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曹汝霖所撰《我与廿一条》，提供了很多细节资料，现附录于下：

余就职（外交部次长）之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我国全国统一，各国正式承认，白“狼”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国是粗定，即可从事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