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明君朱佑樘（2 / 3）

同时，罢免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千余人。但他并没有大开杀戒，史家对他的此举多有称颂文，重用贤良朱祐樘勤谨一生，处处以人为本。

他将四品以上官员名单贴在宫内文华殿壁墙上，平时熟记，做到心中有数，意在掌握官员动态，不受蒙蔽。他每天上朝听政，除早朝外，还恢复早已废弃的晚朝制度，他常披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允许太监代批奏章。有一天，仁寿宫起火，人慌马乱的救火，忙了一夜，朱祐樘没合一会眼，因此他没去上朝，就特地派人到朝堂向众大臣说明原因，向众臣请假。

在用人准则上，朱祐樘遵从唯贤唯德，大量重用贤才之士，这样，形成“弘治朝中多君子”的太平盛世局面。他制定了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提拔选调官员主要以政绩为主。待臣宽厚待臣下很宽厚，能推心置腹，从未鞭打过大臣，因此，君臣之间亲密无间，形同一家人。对臣下宽厚平和，京官夜返家中时，必派铺军执灯传送，这些事虽不算大，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如此曲体臣下，确属相当不易了。这样，一大批以廉洁、勤奋、有事业心、以国为家的贤臣得以有机会施展才干，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良臣大集合。

朱祐樘还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每天的早晚朝之外，还每天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称为“平台召见”的朝参新方式。

严管宦官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孝宗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因而几任锦衣指挥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这是明中后期其他朝代所罕见的现象。废除苛法朱祐樘更正律制，对刑罚运用十分慎重。

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1502年，编成《大明会典》，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暴的法令。他命内外慎刑狱，任用的执法官吏比较贤明公正。在位时期官员任用官吏内阁刘吉、徐溥、刘健、丘濬、李东阳、谢迁。文臣吏部尚书王恕、耿裕、屠滽、倪岳、马文升，户部尚书周洪谟、韩文、周经、佀钟、叶淇，礼部尚书傅瀚、徐琼、张升，兵部尚书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白昂、彭韶、何乔新，工部尚书徐贯、刘璋、曾鉴，两都御史史琳、戴珊、李蕙、王宗彝，宦官何鼎、蒋琮、李广。

轻徭薄赋朱祐樘体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减免地方的赋税。地方官奏报因灾情免赋的要求，他都无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税粮之外，他还给贫民麦种、牛种。他还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止势力人家侵夺民利。有一次，朱祐樘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黄河工地上，犒劳治理黄河的刘大夏及河工人员。兴修水利明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

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黄河决口，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孝宗力求节俭，诏减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缓解人民负担。他屡次下诏，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肉百姓；还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都十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正统、成化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几次声势还相当大，而弘治一朝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清明的。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年间，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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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年）至弘治八年（1495年），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弘治十四年（1501年）更增至10408831户，弘治十七年（1504年）达10508935户，人口数则由弘治元年（1488年）的50207934口，增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60105835口。

弘治中兴弘治元年（1488年），他采纳大臣的建议，开设大小经筵。这一制度是在正统初年制定的，大经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主要是一种礼仪；小经筵又称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问答，是重要的辅政方式。大小经筵制度，在宪宗朝时一度废置。孝宗开始坚持日讲，同时，又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面陈国事。孝宗勤政图治的做法，与他父亲的怠于朝政形成鲜明的对照。

由于孝宗锐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孝宗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