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指引（2 / 3）

，根本不是一般的感染，而是怀孕过程的正常现象。那些与冠状病毒一样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内源性逆转录病毒，每一个哺乳动物的 DNA 上均有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的遗传密码。这些内源性逆转录病毒是数百万年前浸染到哺乳动物的细胞中的，由于适应了哺乳动物细胞的环境而保留了下来。哺乳动物的生命演化过程，尤其是在胎生繁殖方式的演化过程中，内源性逆转录病毒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在胎盘的产生和保护胎儿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正是它使得胎儿免受病原感染和不被母体的免疫系统所伤害。

病毒学家已经在所检查的每一种哺乳动物的基因组中找到了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的遗传基因，诺姆人类身上的内源性逆转录病毒至少有1000种，而且，很多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在诺姆人身上有100多万年的寄生史。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休眠状态，只是不时地在人类的DNA上的一些地方插入多余的片段。然而，在胎盘和一些胎儿组织中，有一些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处于活跃状态，指导其所寄生的细胞产生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的蛋白质，组装成内源性逆转录病毒颗粒。一旦胎儿出生，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就转为休眠。

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在两个方面起到保护胎儿的作用：一是帮助胎盘细胞融合成多核细胞层，二是防止周围免疫细胞的危害。

这种改变表明了生物种群的灭亡与诞生在物种类别群的发生，这是一种划时代大规模的演变。也就是生物在一个种属一个地区的整体性演变。

生命基因的改变或者说引起生命的演化，之所以来自于族群，是因为在演化过程中，与目标生命共同演化的微生物也是基于此，微生物的感染能力就会出现局限性，也就是在某类生物中有感染力。当出现这种生物的集体微生物感染或者是主要功能性的感染，势必会造成这种生物的灭绝或者演化。比如禽流感感染不仅是家禽也会感染野生禽类，这种感染会造成种群灭绝的危险。生物演化的种群也是如此，某种生物相关的微生物可以使得这类生物演化出同一科的生物，尽管他们从个体到外观有差别，甚至之间存在生殖隔离，但是它们属于一个种群的共同进化生物，或者说是同科，比如猫科的不同地区的不同外观的生物。

屏幕切换着同科生物不同形体的对比图片，这些生物出现在不同地区。

生物一旦进入一个完整的个体，也就是这种微生物对这类生物的改造完成，剩下的就是这种生物稳定的生存，直到下一个共同体出现，可能进一步的演化再次发生。当个体开始在稳定生存过程中，这种生物只有自然地衰败，也就是在这种生物稳定过程中，繁衍是其延续的最大可能，然而繁衍也是造成衰败的原因。在繁殖过程中，包括活体生存时的细胞繁殖，基因错误不断产生，隐形病态遗传也在不断地积累，逐渐的会造成这个群体衰微，直至最后灭亡。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共同体生物产生有意义的效果，可能会引起演化，使得这个物种再次换发青春，这时候的新物种可能和原来大相径庭。比如从卵生到胎生的过程完全是微生物病毒改造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所说的进化与演化的区别，进化是在个体基础上基因或者基因表达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演化则是外来因素改造群体基因的变化。进化一直在追求生物连续变化的链条，而演化则是在探索一种生物灭绝与诞生的契合点。而在进化论的指导下，生物灭绝都发生于宏观的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演化则在研究生物生存环境本身微观的变化。事实证明，生物的发展都是在微观方面的改造促进了生物变化，正如我们前面说的，从卵生到胎生过程中微生物所起的作用。

因此可以针对二倍体生物研究建立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并据此估计了将一个有利的基因突变分布到整个种群中所需要的额外死亡的数目：对于带有半显性突变的二倍体生物来说，额外死亡的数目是一代种群规模的30倍。这个结果要远远高于之前由简单的玩具模型推断出的额外死亡数目，仅是一代种群的规模。

在这里所提到的“额外死亡”是指有利于提高整个种群中的基因突变，适应环境的突变，概率的死亡，也是“有用的死亡”。因此，从生物演化的角度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这些死亡似乎并不是没有意义。

根据近期研究的有关人类和类人生物基因组的分析数据，我们可以粗略计算，从类人祖先演化到现代人的过程中，经自然选择被留下来的是100000个基因突变。

基因序列分析技术也能估算出从类人生物到智人的演化过程中整个谱系的种群规模。很显然，这个数目在数百万年的演化期间是动态变化的，既有种群扩张的时期，也有比较严重的瓶颈期。一个合理的折中结果是，一个种群有大约50000个个体。

新型基因突变会从单一拷贝转变为主导基因，并最终固定下来；这个过程伴随的额外或有用死亡的数目大约是一个种群数目的30倍。

根据自然选择的基因突变数目、种群规模以及30倍的因子，我们就可以估算出从类人祖先演化到现代人所需要的最少的有用死亡：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