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李世民–这个祖宗得认 下（2 / 3）

体之弊”。由于修订了氏族志，又认了正统华夏的老祖宗，自然就认为皇室血统是源于华夏的，比孔圣人的山东士族还要高贵的，这一套本位理论可以说是完全承袭了北魏太武帝。

由此可见，唐朝政府对于佛教的弊端认识还是很深刻的，也天然有警惕之心和偏见。通过李渊和李世民的有效地宗教政策的实施，全国的和尚总数从隋朝时的二十三万多人，到唐太宗时期已经降到了不足七万人，这和早期的李渊沙汰政策有很大关系。

那么经过法琳事件之后呢，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的转变，可以通过一些细节得到证明。比如贞观十四年十月，迎供华严宗祖师杜顺的遗体，十五年五月，在弘福寺为母追福制疏，自称菩萨戒弟子，十五年，十七年，两次派人去印度，十九年（这一年比较重要，是645年）很隆重的迎接玄裝西天取经回归，二十二年亲自撰写《三藏圣教序》。

由于李世民的对佛教的这种微妙的变化，对后世唐朝的宗教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直到845年，大唐近百年的皇帝对佛教都有所尊崇，佛经的翻译也一直不断，佛教的各宗也都纷纷兴起，所以，法琳对整个佛教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也离不开佛教已经被整顿的得差不多了的原因，要是还有唐初那个规模，估计谁也不能容忍。

至于《西游记》里李世民派玄奘取经以教化万民，那也只是小说的演义，不过他的确是很支持玄奘翻译佛经，当然了，同时也要求玄奘把《道德经》翻译成梵文，目的当然是要把我们大华夏的文化传播到西域去，以教化那些蛮夷。

这次翻译佛经道经的事情是发生在贞观二十一年，当时，参与者还有道士蔡子晃、成玄英等人。李世民把这些人集中在五通观，由道士给玄奘一句一句分析这五千文，穷其义类，得其旨理，然后再让玄奘一句一句译成梵文。

通过这次合作，也表达了政府对佛道关系的调和的意思，也是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有所转变的一个依据。

前面一直在说唐朝政府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来扶持道教，那么是不是就完全放任他自由成长了呢？对于道教，自然也不可以失去控制和管理，任其泛滥步入佛教的后尘，特别是对于宗教危及皇权的情况，更是零容忍。比如，李世民对于道教的谶纬非常重视，当年李渊就利用“李姓当王”收拢天下群雄，为打天下大造舆论攻势，杨广也因此“尽诛海内凡李姓者”，这种宗教的符命就是天命，名正则言顺，这可谓是个雷区。

据《资治通鉴》记载，刑部尚书张亮收了五百个干儿子，说到收干儿子，没有详细考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道友们看看五代史，那些大小人物都有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干儿子，等有时间了可以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又说多了，这个张亮比较狠，干儿子数量足够多，他还和术士公孙常、程公颖一起鼓捣图谶，并说我胳膊上有龙鳞，这是不是就说明天命要让我当皇帝啊？都做到了尚书这么大的官了，不知道为什么这脑子这么不够用呢，您胳膊上长个胎记就是龙鳞了？你怎么就不想想那还可能就是鱼鳞呢？

结果就有人就告密了，这不，李世民很快就知道了，然后就把张亮、程公颖等一锅端，享受了抄家的待遇，然后全都砍了脑袋参加免费地府终生游。奉劝诸道友啊，千万别在背后说人坏话，特别不能说领导的坏话，就算和最可靠的朋友、铁哥们也不能说，只要你说了，领导就能知道，相信我，这是件很神奇的事，科学都解释不了，但在官场，这却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李世民还是很睿智的，对道教也好，对佛教也好，很理智地对待那些神佛，很明确地把宗教作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来对待，一切都是为了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和很多伟人一样，无论以前是多么英明神武，晚年也会做出些荒唐事。

晚年时，李世民一改以前不信求道长生的事，对求仙和仙药有了极大兴趣，不但亲自炼丹服食，还招聘了天竺方士，就让他们在皇宫里炼丹，所以有学者大胆提出了他可能是死于丹药中毒的假设，只是不知道还要多久能揭秘。

上行下效，皇帝自然是引导着贵族圈子的时尚潮流的，那些有钱人们便开始追赶跟风，纷纷开炉炼丹，这种风气将一直沿续下去，高宗、武则天、玄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等都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炼丹大业，吃毒丹死的前赴后继，用自己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后世人们认识外丹术的危害作出了巨大贡献。

后世韩愈对道教的外丹毒死人的事有着切身的感受，写过《论佛骨表》《卫府君墓志铭》《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等相关的文章，对这种愚昧的人和事进行抨击，表达了一些聪明人对这种丹药之风横行的忧虑。只是既可惜又讽刺的是，这样一位聪明人，却同样服食丹药中毒而死。这不，白居易就表示这事很无奈，写了首《思旧》诗，说韩愈、元稹、杜元颖、崔玄亮你们这些吃丹药而亡的聪明人，都比不上我啊，“惟我不服食，老命反延迟”。

当然，对于韩愈这位大儒，如果是由于吃丹而死，真的有点——是太没面子了，所以儒学界表示以上全是造谣，纯属虚构，特别是宋儒，更是极力为他辩解，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