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3章 公孙之殇（1 / 2）

古文经书自百年前之夹壁、地底发掘而出，部分理念就免不了陈旧、不合时宜，甚至故步自封，流派也博杂，内容必然良莠不齐

反过来看，经过去芜存菁, 却有百花齐放的可能。经刘备刻意引导下，演变出至少两大流派，一派最重视格物，探究万物之规律以致知，另一派重视“本心”“良知”，强调格物要正心诚意从本心、从良知探索规律以致知。

正常发展, 前者向存天理灭人欲之理学演变，一生盯着几本书、对着少量具体物事, 不断精研，走不出来。后者或许能演变为心学。

两大流派在安东学者士子中有着大量支持者，他们看来两者都属于学术上巨大革新和进步

然而，刘备绝对不愿如此。

儒家从孔孟开始，将治国、道德、礼法、修身等放到很高的高度，董仲舒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放到了整个国家中心位置，而将其他学说打压排斥，也打破了自夏商、春秋、战国、秦以至西汉初年，几千年以来贵族、功勋治国之传统。从此熟练掌握六经的士子，属于主流，更容易拥有名声，更容易进入朝堂、地方担任官职。

从此有着指导思想的儒家官僚和在野士人，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流。

这本属巨大进步，却也有着副作用，导致专研某一方面之人士, 如兵法、律法、工程、水利、算学等的专业人才，在官员中沉于杂流、浊流，机会渐渐减少。

实践中，经常出现二千石高官口中讲得头头是道，具体操作却懵逼、乱扯的状况。如桓灵时期，高层动荡，三公九卿换得如同走马灯般勤快，根本不可能熟练把握各项政务，同时国家司法、税收、军事、运输等系统等却不能不勉强维持。

因此，国家之基础，归于大批有着长期事务性工作经验的中低层官吏、专业技术人员，具体操持。

刘备亦微末小吏出身，既希望帝国有着健康主流学派而便于把各方面形成合力，也不希望看到太多鄙视生产劳动的腐儒，同时深知小吏、技术人员的基础性作用。他十分清楚六经复杂难懂，需要很长时间脱产、半脱产学习，这些小吏、技术人员子弟往往没有足够财力、时间修习六经，大多不得不世代明算、明法、从军……或者传承专业技术

数量庞大、占帝国官僚、工商业活动绝大比例的基础阶层，如果找不到上升、发展的空间，整个帝国就会和缺乏动力，甚至一部分原本基础可能腐化成啃食树干之蛀虫！

为此，刘备摔出代数学和牛顿定律等大杀器，强调事物的普遍规律和普遍联系，不惜将理学从研究个体和哲学规律，扭转推向研究普遍规律，向算数、物理、丹药（化学）、天文学……将格物的主要内容变为科学技术

对继承郑玄、卢植之古文经学并向心学发展的流派，刘备扔出认识论和系统观点，强调实践出理论、理论指导实践之标准，用新的实践给儒家注入源源不绝新的活力，力图将之发展为社会规律之学说、百姓之学说、实践之学说、开放之学说……

引导是一方面，用人导向，才是真正指挥棒！

刘洪自不用说，徐岳本小吏、毕岚本宦官，皆因科学、技术、工程至尊位。每年选官考试，皆有兵、算、律、土木、水利、船舶、航海等科目，同时给予商人正常社会地位与财产保证，通过一段时间的专利保护、独占经营权以保证技术革新的动力……

这些措施，使得青州书院风气为之一新，自郑益恩以下，皆秉持郑玄、卢植、刘备思想之精神，不仅不鄙视生产劳动，不仅专研书册，还十分重视实践和科学技术，重视百姓、百工。郑益恩多次前往各地水利设施现场勘测，陈矫曾驻守茌平，他素来重视水利，也配合做了大量实际勘测。

经过几个月的推演和实地勘测，徐岳、毕岚、陈矫、郑益恩等及其同门、弟子，终于将王景治理黄河的总体地图和基本方法补全，并提出一项大胆建议。

河济大战白热化时，刘备曾收到徐岳、毕岚、陈矫、郑益恩给出黄河治理及其运河设计图，直呼大胆——徐岳、陈矫、郑益恩都是东方之士，他们从定都徐州或者淮安出发，竟然建议在未来修建一条从黄河到涿郡、静海的北运河——其花费超过一百五十亿，甚至超过王景治黄河、汴水花的上百亿钱。

刘备暗叫大胆，要知道桓帝时东汉朝廷一年毛收入才50到80亿，算上各州郡县和军队的支出，在没有天灾人祸情况下，一年最多能存下几亿。当年桓帝为了支持段颎平定东羌，筹集二十亿军费都不得不卖官鬻爵。

刘备不好打击徐岳等积极性，只好批示：此议甚好，只是花费甚巨。今财货匮乏，百姓疲惫，暂且悬置云云

阴差阳错，徐岳、郑益恩等人是真以为刘备认可了北运河之议。

他们以为刘备只是碍于经费困难、河北战乱，而不能实施。遂不断加强推演、勘测，以降低花费，其中核心则是充分利用现有河道，加以连接、扩宽——南段整修黄河故道，中段用漳河截弯取直，北段工程量最大，开挖漳水、巨马水间百余里运河……

河济大战胜利后，讨论如何出兵河北，徐岳等将新方案再次上报，并建议